80年考古实证“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让世人认知“远古中国”

   |    2016年8月1日  |   每日头条  |    评论已关闭  |    31

  新华社杭州8月1日专电 题:80年考古实证“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让世人认知“远古中国”

  新华社记者

  六处发现被评为“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古城被我国考古学泰斗称为意义不亚于殷墟——在位于杭州西北方向的余杭区,一片丘陵地带芳草萋萋,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初现国家形态的起点,它就是良渚文化。

  经过80年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不懈努力,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已经发现了一系列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成果,世界将由此重新认识一个远古的中国。

  中国学界发现:良渚古城发现意义不亚于殷墟

  1936年良渚文化首度面世,1959年被正式命名;1986年对反山遗址的考古,出土了高等级墓地,其中有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1987年,对瑶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了贵族墓地,并首次发现古代祭坛;1992年至1993年,对莫角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它的本来面目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宫殿基址。从此之后,良渚文化的地位跃升,1994年,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

  而到2007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宣布了良渚古城的发现。它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一度是中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最大的城址。

  对此,中国考古学界两位泰斗级学者均给出高度评价,张忠培教授指出,这一古城的意义不亚于殷墟,严文明教授则认为,它可看作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对良渚文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1996年到2016年,考古工作者经过20年的工作,又在良渚古城遗址的西北部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的时代还早了约1000年。这组水利工程由1座长堤和一组10座高低坝组成,可以在古城的西面拦蓄出三片累计面积11.4平方公里的水面,比杭州西湖要大将近一半。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曾说过,良渚应该是‘最古老的杭州’,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良渚遗址考古不但发现了5000年前的古老城市,而且发现了中国进入国家形态的起点,因为兴建水利工程,需要有巨大的动员能力。

  国际学界发现:远远低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程度

  良渚古城大型水利工程的消息今年一经披露,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这套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不但有历史价值,更有科技价值,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西汉海昏侯墓,体现了先民高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能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认为,水利工程是文明的重要标志,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堪比古埃及、古两河流域文明的水利系统,它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进程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进一步证明,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早在2015年,“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来自英国、美国、日本的学者均表示,从出土玉器看,良渚文化中的神权至高无上,并与王权紧密结合,从中也可以看出良渚文明是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

  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撰写的全球大学教材《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已经刊印到第6版。在2015年底了解到良渚文化后他表示,修订中的第7版《考古学》将加上良渚文化的内容。

  待解之谜:良渚文明从何而来因何衰亡?

  良渚先民从何而来,以何为生,玉器的原料来自何方,文明最终为何消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近年来也逐渐浮出水面。

  良渚古城水利工程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良渚先民应该从源自天目山脉西苕溪的河谷地带逐步向平原地区迁徙而来,在河谷地带他们已经发现了多处遗址点,并在当地出土了专业的稻作农具。

  水稻需要热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劳动力丰富的种植环境,而太湖平原的低平的地势与密布的水源易于形成合适的稻田,但也极易形成水患,不适于人类直接居住。王宁远说,良渚先民的作法就是在水网地带堆墩,遗址周边的许多“山”,就是堆墩的成果。

  专家认为,发达的稻作农业为手工业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先民营建古城提供了物质条件。而在《山海经》中,良渚遗址附近的天目山被称作“浮玉之山”,更远一点的会稽山也在古籍中有“多金玉”的描述,因此,良渚玉器的大部分材料也可以就地取材。

  而良渚文明的衰亡,有专家认为可能与当时海平面抬升导致河流下泄不畅有关,也有专家认为,良渚文明可能把过多精力投入到非生产性劳动之中,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削弱了抵御灾难的能力。

  “良渚遗址考古迄今为止已经有六处发现被评为‘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项目,它已经拿出了向世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系列成果。”刘斌告诉记者,经历了80年的工作,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可谓丰硕,但是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答,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关注、更多保护。(记者方益波、冯源、商意盈、陈晓波)

中原的青铜良渚的玉 解读古蜀先民的“朋友圈”

80年考古实证“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让世人认知“远古中国”

  月牙河龙虎尊

80年考古实证“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让世人认知“远古中国”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龙虎尊

  □尽管四川盆地处在崇山峻岭的包裹中,但古蜀先民通过翻山越岭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有较直接的往来。

  在宝墩文化同期,在今天中国的疆域范围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处于文明前夜的文化,在神州大地上如同星星之火。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即有多个起源中心,共同构成和发展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中华文化。

  在从多个文化集团到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先民之间少不了相互交流与沟通,这些交流和沟通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贸易、人群迁徙,甚至战争。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并非现在人的臆测,而是有考古学的依据。

  对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以蜀地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

  青铜容器,带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

  三星堆文化的出土文物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其中大量出土的青铜器了。对普罗大众来说,说起三星堆的青铜器,都会想起那些造型奇异诡谲的青铜人像、神树、神坛。在学者的眼中,这些青铜器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比如青铜人像那凸出眼眶的眼球,青铜神树树干直立,树干有树枝,枝桠弯曲,有青铜鸟栖息于上。

  这些青铜器最初出现在考古学者们眼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它们的不同寻常:以前人们从未见过与之相似的文物。江章华说,其实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中,除了这些青铜人像、神树、神坛以外,还有其他的青铜容器出土。与青铜人像、神树独具特色不同的是,这些青铜容器,带有明显的商文化青铜器时代特征,又有自身的特点。

  江章华特别提到三星堆一号坑出土了一尊龙虎尊,与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那类龙虎尊初看上去相似度很高,三星堆的龙虎尊就是照着月牙河龙虎尊的样子做的。这里头当然有依据的,江章华说,从时间上来讲,三星堆的龙虎尊晚,而月牙河的龙虎尊要早些,也就是先有月牙河的龙虎尊,再有三星堆的龙虎尊。

  从尊的形态和纹饰上来说,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月牙河龙虎尊纹饰线条精细,线条流畅而且生动自然,龙虎栩栩如生;三星堆龙虎尊的纹饰线条要僵直一些,线条转折的地方生硬不自然,纹饰呆板而且布局不甚合理。

  江章华指着电脑上两者的图片对比说:“你看,月牙河龙虎尊腹部的这个虎身,它胖瘦得中,线条流畅,尾部转折圆润,下面的虎足生动有力。虎占到一半左右的位置,下面的兽面清楚,线条流畅。你再看看三星堆这个,虎的尾巴已经到了这个纹饰带的下缘,留下的空间不多,兽面纹也模糊不清。”

  三星堆青铜容器“山寨”中原?

  江章华据此推测,三星堆的工匠们拥有一件与月牙河龙虎尊同类型的青铜器物,并且将其作为样品,比照着铸造了一件类似的器物。“毕竟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有图片资料方便携带,三星堆人能模仿出一个复制品,要么是有工匠以前做过一样的,要么就是面前摆着一个现成的。从这个复制品的情况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江章华把这个模仿的过程比作“山寨”,就跟现在人山寨什么东西是一样的,拿着一个原品,然后再对着这个东西来重新仿制。

  让我们再扯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那个月牙河龙虎尊是怎么出现在三星堆人手里的呢?或许,是通过贸易,一站一站地交易中转到了蜀地。或许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礼物:商疆域内的某个贵族,把这件尊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蜀地的某个人。也或许,是一个蜀人在外地因为某种原因得到了这件尊,然后辗转将其带回蜀地。

  三星堆人的生活在出现外来器物的推测,不止龙虎尊这一个例子。江章华说,在三星堆的二号坑出土了一件兽面纹尊,这件尊和三星堆自身铸造的尊有不少区别:“整个器物都比较低矮,领、圈足也没那么高,肩部没有立鸟,而且兽面纹线条形状都和殷墟一期的风格有相似之处,加上表面的一些锈蚀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尊不是三星堆人自己铸造的,而是流传到三星堆的一件商式风格的青铜器。”

  无论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先民们的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这么闭塞是肯定的。

  出土文物勾勒商文化入川路线

  江章华说,“我们发现,三星堆的尊、罍与湖南华容、岳阳,湖北江陵、沙市、枣阳,安徽六安,陕西城固,重庆巫山大昌等地的尊、罍从形态到纹饰,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还注意到,这些三星堆的青铜容器还有典型的商文化同期青铜器的特征。

  这个特征是什么呢?从器型上看,高领大口,口径比肩径略大,折肩,圈足较高;从纹饰上看,雷纹衬地,兽面纹,形态都很相似。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对学者们而言,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尊、罍的图像,它们的形制、纹饰都浮现在了眼前。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抽象了一点。

  撇开这些形状、纹饰本身不提,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学界重视它们呢?江章华说,学者们通过研究这些器物的器型、纹饰,来探讨三星堆青铜容器的渊源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以及商文化的入川路线。

  先来看看这些青铜器本身,湖南华容出土的青铜器是高领、喇叭口,腹浅,高圈足,足壁外鼓,整体器型和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些尊非常一致,尊上面的牺首、兽面纹也都是一致的。

  在岳阳出土的一件罍,也能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找到相似之处。

  在湖南,出土的青铜器里有跟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式青铜器风格完全一致的,不仅器型、纹饰风格一致,不少青铜器上还有铭文、族徽,这些都是湖南地区和中原商文化之间的渊源颇深的证明。“学者们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在湖南,这些有着明显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容器在分布上很有特点——沿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下游地区,再沿湘江的支流——涟水进入资水上游,一直达到广西。

  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的长江中游地区,原住民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很可能就是通过水路进行的。

  古蜀先民与中原地区有交流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与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出土的青铜容器之间的相似性。江章华说纵观学者们的研究,有两种观点,一种就是中原的商文化向南推进,到达长江流域的安徽一带,又西进,穿过洞庭湖进入蜀地。在这个过程中,湖北、湖南是一个中转站。也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古蜀人直接交流比较多的,还是湖北湖南地区的当地文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原的商文化从关中平原经过周南下,翻越秦岭到达陕西的汉中、城固地区,再到川西平原。江章华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由此看来,尽管四川盆地一直在崇山峻岭的层层包裹中,但是古蜀先民依旧通过长江和翻山越岭,与中原地区和邻近的长江中游地区有较为直接的往来交流。 (记者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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