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军”:铁血本色传到今

   |    2016年8月1日  |   每日头条  |    评论已关闭  |    34

  新华社郑州8月1日电 题:中国“铁军”:铁血本色传到今

  新华社记者樊永强

  这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从北伐战争中走来,沐浴着抗日战争的烽火,穿过解放战争的硝烟,历经3000余场战斗无一败绩。

  这是一支信仰如磐、铁心向党的忠诚之师:“三湾改编”在这里起源,我军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建立,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信党跟党的忠诚之心从未改变。

  这是一支不畏艰难、血性十足的正义之师:长征路上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98抗洪誓与大堤共存亡,每遇急难险重任务,“铁军来了”的大旗就高高飘扬。

  从90年前北伐战场获赠“铁军”美誉到今天改革强军新征程勇当“转型先锋”——陆军第54集团军某红军师,在新形势下忠实传承红色基因,英勇奋战所向披靡,展现了新时期“铁军”传人的崭新风采。

  铁血秉性永不变

  81年前,大渡河畔,由北伐“铁军”改编的红二师四团22位勇士手握驳壳枪、肩背大刀,冒着枪林弹雨,通过13条锁链飞夺泸定桥,为危境中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

  从那一刻起,“要桥不要命”的血性基因就融入了“铁军”的血脉;从那一刻起,“铁军”便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敢于压倒一切对手!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危急时刻,“铁军”勇闯震中“死亡大峡谷”,让“铁军来了”的大旗在灾区高高飘扬。

  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位普通的战士,他叫武文斌,来自于“飞夺泸定桥红二连”。

  在救灾的30多天里,武文斌始终奋战在抗震救灾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冲进危楼救人,他随党员突击队冲在最前面;转移疏散群众,他奋不顾身,10天内7次险些摔下山崖。

  没有“铁人”完不成的任务,却有被任务累倒的“铁人”。2008年6月18日,武文斌因劳累过度引发肺部出血,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的生命再次证实了:“红二连的兵好样的,‘要桥不要命’的精神没有丢!”

  这就是“铁军”的性格。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他们顽强拼搏,攻难克险。10多年来,“铁军”先后担负了上级赋予的20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从未叫苦言累,项项完成出色,先后有200多项工作在全军和原军区获得第一。

  铁血情深同生死

  在某红军师“叶挺独立团”团史馆,至今保存有一副扁担,那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同志用过的挑粮担。在“铁军”官兵眼里,它不但是前辈用过的物品,更是艰苦奋斗、官兵一致优良传统的象征。

  而在某红军师“秋收起义红二团”一连也有一件“珍宝”,那是毛主席用过的“红菜盘”。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一天早晨,毛主席来到“红一连”看望官兵,开饭时,战士们用缴获的一个红菜盘给毛主席盛饭。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询问官兵的生活情况,连连说:“你们的红米饭做得蛮好的嘛。”

  “毛委员在我们连吃过饭,红菜盘精神放光芒。”从此,《红一连连歌》里就有了这段闪光的记忆。“红菜盘”陪伴着一茬茬官兵成长,激励他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多年来,这个师各级领导坚持与基层官兵同去大食堂,同吃大锅饭,同上训练场。师政委杨友斌说:“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战时战士就会与你生死相依!”

  2016年3月,“铁军”迎来新的指挥体制改革后中部战区陆军组织的第一次基础训练抽考。在备考过程中,师团领导带头立下“军令奖”:只要我有不合格的课目,你们就可以不合格。那些天,他们与基层官兵一起加班加点训练,最终取得战区第一名的好成绩。

  铁纪执规显本色

  “长征后期,中央红军进行改编,我师番号被取消,编成两个大队,师长任团长、团长任营长、连长任班长、班长做普通一兵。所有官兵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没有一人有怨言……”师史馆讲解员郑艳梅每次讲到这段历史,都不免由衷敬佩。

  “‘铁军’永远把大局放在前面!”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改革,“秋收起义红二团”团长袁长金、政委黄国桢双双被安排转业。但由于部队改革调整持续时间长,转业命令下达后,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带部队干工作、搞训练,直到2个多月后新的班子组建运行,他们才放心地离开自己的岗位。

  不计个人利益得失,服从大局毫不含糊——在历次部队改革调整的当口,“铁军”官兵每每都能做出模范的选择。

  2016年3月,全军干部转业工作陆续展开,已被确定为转业对象的师机要科参谋张中亚仍在一天不落地加紧备战战区基础训练抽考,按图行进、武装越野、手工标图……最终在抽考中取得5个课目全优的优异成绩。

  “这是‘铁军’传人的本色担当。”师长霍建刚告诉记者,今年,全师先后有120余人离开岗位,无一人讲价钱、提条件,全都服从组织安排。

  铁胆忠心跟党走,铁纪执规写忠诚。新一代“铁军”传人,依旧像先辈一样时刻践行着“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的铿锵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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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题: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翟清华、蔡琳琳、李悦

  80年前的那个金秋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胜利,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80年过去,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那么,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10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红军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线。在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即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

  抗日救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红军长征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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