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牌”贫困村为何“扶不起来”

   |    2016年7月27日  |   每日头条  |    评论已关闭  |    83

这个“老牌”贫困村为何“扶不起来”

韦爱连(右)。

  去年夏天,第六个孩子出生后,韦爱连终于有了不能继续要孩子的念头。这位30岁母亲的理由很直接——家里仅有的两张老木板床勉强挤下夫妇俩和六个孩子,再没有空余之处。

  韦爱连的家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一个叫盘兔的山村,离首府南宁车程不到200公里,却是广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过去,基础设施被认为是盘兔村这样的贫困地区最大“短板”。但经过多年扶贫,“如今有的屯通了路,依然不见起色。”当地一位贫困村村干如是说。

  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扶贫干部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然而,许多“老牌”贫困村的贫困户,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

  “出去打工,我吃不惯大米”

  沿着斑驳简陋的木梯,踏进传统的瑶寨木屋,宽阔的大屋,四角各放着几张挂着蚊帐的木床,宿舍兵营一样的格局,韦爱连的家就在这里。

  屋子里,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个孩子,有一两个光着下身。包着白头巾的老妇人踱到了一边,点了一根旱烟,看着大儿媳妇应付外来者的问题。

  韦爱连的丈夫有一个兄弟。两兄弟分了家,母亲跟着弟弟过活。外人很难看出兄弟两家的分界。记者原本以为是房中的一道木梁分开了两家。村支书韦俨恩连忙纠正,房梁那一侧的几张床属于两个堂兄弟。

  一栋木屋里,没有遮挡的几张床,住下了4家人。韦爱连丈夫兄弟俩这一侧,只有四张木床和一个镶了穿衣镜的衣柜。过时的老衣柜是韦爱连结婚时的嫁妆。

  韦俨恩说,盘兔村596户人家,贫困户有254户。别看韦爱连家一贫如洗,这在村里的贫困户中还属于中等水平。

  在不种玉米的季节,做饭和看孩子是韦爱连一天的全部内容。分家后,1.5亩玉米地,一年种得七八百斤玉米,根本不能满足一家八口。每年韦爱连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亲戚家举债过活。“孩子不生病,一年借四五千就可以了。”韦爱连习惯了举债度日。

  丈夫最远去过一次北海,帮人砍甘蔗,纯粹的体力活。这是夫妻俩加起来,唯一一次外出务工。

  “如果有机会出去务工,你愿意去吗?”

  “我走不了。我走了就没人看孩子了。”瘦削的韦爱连坐在小木椅上,怀里的小六不耐烦地扭扭身子,她就撩起上衣喂几口奶水。

  “把孩子交给婆婆,你们赚了钱,给婆婆生活费,不更好吗?”

  “弟弟不高兴。”

  “那你在家看孩子,你爱人出去务工?”

  “我身体不好,有时也需要他看孩子。他腰不好,人家也不要。”

  “我们这里的人没有技术,文化不高。出去也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去一些不太正规的企业做苦力,很多权益又得不到保障。一来二去,就没有了出去务工的动力。”村支书韦俨恩在一旁帮韦爱连解了围。

  “借口!”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在当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贫工作,他见过太多像韦爱连这样的贫困户,“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上门入户,有时还是上午,他们就已喝得酩酊大醉。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的问题。我们也很头疼。”覃正荣说。

  在交谈中,韦爱连一直认为,她脱贫的最大希冀,在孩子:等孩子大了,赚钱养我,就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条件实在有限,韦爱连肯定会生第七个、第八个……娘家老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只给自己生了一个弟弟。但今年前段时间弟弟因病去世,父亲已经没有生活下去的动力。

  但大女儿才12岁的韦爱连没有想过,如果出去打工的孩子们没有拿钱回来,自己的好日子从何谈起?

  至少同村的韦汉芬和韦建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高中毕业的韦汉芬差不多是盘兔村最有文化的中年人。早年有打工经历的他计算了一下,4个在外打工孩子,每个月给他上缴1万元并不困难。但现实是“不知道他们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51岁的韦建展,大儿子去了广东打工。大女儿也嫁到了外地。不过,大儿子总告诉他,自己赚的钱刚刚够花,还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父亲。

  不过,韦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的,是骄傲自己生了四个儿子,比父亲多,比爷爷多,比爷爷父亲也多。

  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正在努力地寻找企业,为村里50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她觉得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韦建展想了想说:“吃惯了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惯。”

  听他这么说,唐艳不由得叹了口气。

  脱贫的路往哪里去

  唐艳履职不到一年,此前她在毗邻雅龙的六也乡工作。在六也乡,唐艳在老百姓中推广山葡萄种植特别成功,不少贫困户找到了出路。在雅龙乡,唐艳想复制这套办法。

  盘兔村第一书记韦建云介绍,大化县当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为主,土地十分贫瘠,选择种植可以在石头缝中存活的山葡萄,一大好处是不占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耕地。

  但雅龙乡的情况并不乐观。至少在记者调研的盘兔村。韦建云说,年初,他带领村民去旁边的镇西村学习先进经验。去看的人很多,回来动手操作的却一个没有。

  “过去种核桃,乡里有核桃管理员,你去说,他答应种、种、种。但回来就没下文了。”韦俨恩说。

  比较和六也乡的区别,唐艳分析说,六也更靠近县城,信息更加流通;民族成分更多元,相互融合,老百姓的思路活络不少。

  据韦俨恩介绍,在政策的扶持下,2008年,盘兔村开始种植山核桃,目前共种植1000多亩。从2016年开始,盘兔村开始引进山葡萄,目前种植了400多亩。

  韦爱连家没有种植山葡萄。村里提倡用荒山种,韦爱连说,山上太远,她和丈夫身体不好,没有精力去种。

  韦建展的理由是种植山葡萄容易,但管护太麻烦。如果不小心,被别人家的羊吃了,那是得不偿失。

  “搞种植没那么简单的,没有技术根本发展不起来。”最有文化的韦汉芬也对种山葡萄不以为然。

  现在让唐艳头疼的是村民积极性不高,盘兔村的山葡萄种植成不了规模,意义就不大了。“贫困户本身分散,一个屯有几户,就算全种山葡萄也很难成片。没有规模,那只是产品,不是产业。盘兔村的地理条件本来就不占优势,如果做不成产业,企业也不愿意到山里来采购。”唐艳说。

  比起种核桃、种葡萄,村民们更感兴趣的是养殖业。覃正荣解释道:“种植业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有了天灾,或是市场变化,就是一场空。但养殖业是快钱,能很快变现。与种山葡萄相比,村民更喜欢政府提供牛羊鸡等家畜家禽。”

  但村民发展养殖业首先面临禽舍不足的困境。

  像韦爱连、韦汉芬全家数口人挤在整个大木屋一角,连人都挤不下,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养殖牛羊。独门独户的韦建展也表示,如果政府帮他把房子修一修,他愿意多养几只羊。

  “政策是贫困户每户建房补贴18000元。但肯定需要他们自己筹一部分。”覃正荣说。但在盘兔村保守的村民对贷款向来是敬谢不敏。

  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考虑,发展养殖业的另一个风险是当地老百姓没有可持续再生产的意识,起不到脱贫的效果。

  覃正荣曾为当地一为贫困户提供了鸽苗。村民把鸽子养大后,卖掉,立马花了个精光。“正常的逻辑是他能够用这次赚的钱,再去买鸽苗,进行下一次投资。但当地人这种意识很薄弱。这绝非个例。”覃正荣说。

  种植产业举步维艰,养殖业不具备基本条件,现在电商火热,唐艳开始思考是不是该把山里的米酒、腊肉、藕粉放到网上去。

  但电商真能行得通吗?唐艳自己心里也没底,遑论盘兔村的村民。在村里,几乎很少有人见过世面,更不提回来带头发展家乡产业的能人。

  对未来,韦俨恩也颇为迷茫:“我一辈子都在这里,也没见过外面是怎样。要我号召大家做事可以,政府有什么指示,我就怎么做。”

  斩穷根,把孩子们都搬出来

  扪心自问,唐艳知道在穷乡僻壤的盘兔村发展产业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把村民们全部搬迁到镇上,让外面的世界冲击村民们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

  这位80后乡党委书记相信,搬迁才能把世世代代的穷根连根拔起。“像刚才那一户,生8个小孩,觉得没什么不好。但在镇西街(靠近县城的镇上),没有谁生8个孩子。只有搬走,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他们才会改变。或许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但下一代一定会比现在好。”唐艳说。

  但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搬迁都是无土安置,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别土地,那需要莫大的勇气;其次是居住的问题,山里人孩子多,虽然自身居住条件不佳,但如果是政府主导搬迁,村民们对居住空间的要求,往往也比较高。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没有优势的盘兔村发展产业。

  覃正荣开出的药方是,大人可以不搬,先让山里的孩子都到县城读初中。

  覃正荣认为,贫困村大多世世代代穷居自然条件恶劣的深山,当前应以改变下一代“思想贫困”状态为重点,让他们在县城接受教育、开阔眼界,一旦他们年轻时接触外界文明后,便不愿再回深山。

  “别的不说,最简单的就是卫生间。在城市用惯了干干净净的厕所,自然不会再习惯猪圈。对家乡的落后也有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建厕所,他们也不一定会用。”

  “这一代人思维都定型,很难转变。但下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后,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扶贫,你给房子冰箱电视机都不难。但你给他们一台电视,坏了也就坏了。他们仍然买不起新电视。”覃正荣说。(记者董振国、李坤晟、夏军)

央广网成都7月26日消息(记者贾宜超)7月26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2015年来四川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据了解,四川省检察院和四川省扶贫移民局部署从2016年至2020年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为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此次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特选取了查办的11件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向媒体进行通报。

成都彭州市某镇服务中心原主任、劳保所所长黄某某涉嫌玩忽职守案。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先后为不符合“八大员”身份的数十人提供虚假身份证明材料,并在不进行审核的情况下通过身份验证,将其纳入“八大员”社保申报购买范围,造成国家专项资金损失100多万元。目前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八大员”范围包括主管部门聘用工作满1年以上的农技员、技术辅导员、林业管理员、水电员、治安员等。)

自贡市富顺县某镇民政办原主任乔某某、镇财政所原所长黄某某涉嫌共同贪污案。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乔某某分别利用其担任该镇现代农业蛋鸡养殖示范基地项目建设领导组成员的职务便利,在实施蛋鸡养殖示范基地项目中,二人伙同村社干部,向县畜牧、财政等部门虚报蛋鸡养殖户45户,并虚构由农户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事实,从中骗取财政补贴资金100多万元。二人还伙同他人在实施的新农村示范区发展白鹅产业项目中,故意向农户隐瞒国家拔付给农户的补助资金的真实用途和相关政策,以某村20户农户的名义上报争取白鹅养殖补助资金,并将拨付给20户农户的白鹅补助资金11万元据为己有。目前,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

绵阳市安县某镇原镇长赵某某涉嫌滥用职权、受贿案。犯罪嫌疑人赵某某与时任镇党委书记张某、分管副镇长魏某某等人商量,以李某某在该镇承包的复垦工程名义,通过虚报工程面积、提高工程造价的方式先后申请多拨付复垦资金100余万元,赵某某在明知系虚假的复垦工程款项情况下,仍予以签字确认拨款,导致国家专项资金100余万元流失。2010年9月,李某某为感谢赵某某给予自己的关照,送现金30万元,赵某某予以收受,并全部用于个人开支。 2010年年底,李某某将套取的30万元复垦资金送给赵某某,赵在收受后,与张某、魏某某各分得10万元。目前该案已正在法院审理中。

绵阳市三台县某镇原副镇长邹某、某村委会原主任杨某涉嫌共同受贿案。犯罪嫌疑人邹某利用负责失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务之便,伙同犯罪嫌疑人村主任杨某某为不符合政策的人办理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取200多万元的好处费。犯罪嫌疑人邹某分得20余万元、杨某某分得200多万元。目前,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遂宁市射洪县某村支部原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某某涉嫌贪污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农房维修加固款3万余元,以他人名义虚报冒领1万余元,另以他人名义虚报冒领D级危房改造和困难群众危房改造补助1万余元,共计6万余元。目前,该案正在移送审查起诉中。

广安市前锋区某村支部原书记邓某某、原村主任邓某某、原村文书邓某涉嫌贪污、受贿案。3名犯罪嫌疑人利用协助镇政府实施、管理该村扶贫项目以及惠农项目的便利条件,通过虚列开支、截留冒领等方式在维修公路、养殖补助、救灾救济等方面套取国家下拨的扶贫、惠农资金共计8万余元。另外,3人在该村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协调关系、资金领取等方面给予扶贫项目承包商予以关照,并分别收受了项目承包商1万余元的感谢费。目前,该案正在起诉中。

巴中市通江县某村委会原主任刘某某贪污案。刘某某利用管理、经手以工代赈和整村推进扶贫连片开发项目资金的职务之便,采用白条入账、虚列支出的手段套取项目资金20余万元。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

雅安市汉源县某乡党委原副书记、乡长邱某某受贿案。邱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分4次收受乡“巩固退耕还林”核桃苗采购项目、村核桃大树移栽项目、村通组公路硬化工程等承包人现金11万余元,为承包人谋取利益。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邱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眉山市东坡区某局原局长蔡某某受贿案。蔡某某在组织实施区移民扶贫项目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为承建方谋取利益,收受贿赂90余万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蔡某某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没收20万元。

阿坝州金川县某乡原乡长彭某某涉嫌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案。犯罪嫌疑人彭某某在担任乡牧民定居领导小组组长期间,在一村牧民定居点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收受承建商现金2万元后,将工程款全额拨付给承建商,导致新建的数十户牧民定居点房屋综合评定均为Du级(整幢房屋危险),无法加固维修,应予拆除,直接经济损失300余万元。另彭某某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草场征地补偿金和暖棚建设资金共计10余万元予以私分,个人分得5万元。目前,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凉山州西昌市某办原会计彭某涉嫌受贿、贪污案。犯罪嫌疑人彭某利用扶贫开发专项资金会计的职务便利,以协调申请扶贫资金好处费等名目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80余万元;另外,犯罪嫌疑人彭某采取假冒领导签字、伪造扶贫专项资金拨款通知单、重复使用拨款项目文件文号的手段,非法向部分单位拨付资金,并按与有关人员事先约定比例多次收取所谓返点钱,其中彭某从中侵吞资金200余万元。目前,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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